東南亞文學中的戰爭記憶與弔唁

戰爭的記憶往往以創傷的形式顯露於文學。在文學作品，戰爭所造成的創傷不是宏觀敘事下的附庸，而是一個人的主體。這恰巧呼應了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戰爭的框架》中提及了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ousness），即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喪失的生命、破損的城市不應被化約為數字。因此戰爭不僅僅是關於武器、殺戮，更關乎於如何凸顯哪一方的性命是值得被弔唁的。唯有弔唁能產生記憶，而記憶才是戰爭過後的最終結果。即便文學中的戰爭記憶始終環繞著危脆性，但它的虛構性及非物質性使其與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戰爭影像理論有所分歧。在共產黨游擊的東南半島叢林，西方的影像媒介往往僅能以異化他者的眼光觀看二戰後東南亞戰爭下的人民。在影像中，或許東南亞僅是東方的。我在本文將以危脆性為理論核心分析阮越清的《戰時年代》與黃錦樹的《悽慘的無言的嘴》中的創傷記憶，試圖涵納文學與影像的差異，仍以對位的視角觀看東南亞的戰爭記憶。

在兩部小說中，戰爭的創傷都是以幽靈的形式存在。戰火、喪失的他者，都僅僅是敘事者生活背景的雜音。在《戰時年代》中，敘述者的家庭並未在美越戰爭的影響下被迫離散，也未提及敘事者親人因戰爭而死亡，僅僅是「已經結束」的歷史事件；僅是因花太太為反共戰爭募款，擔憂生意名聲會受牽連才掀起漣漪的歷史幽靈。而在《悽慘的無言的嘴》中，對於馬共的背叛者劉先生而言戰爭僅是自己發達的過程，唯有過去戰時對女性同袍小蘭的侵犯會激起他擔憂報復的恐懼。在這兩篇作品中戰爭的創傷都透過敘事者之外的他者所呈現，然而正是他者的傷痛決定了敘事者推動劇情的方向。

在《戰時年代》中，母親有著斂財的個性。她在面對花太太的募款時私底下與家人聲稱「一毛都不給（阮月清，74）」，且在面對入侵店面的歹徒時也不肯將錢給予歹徒，而是歇斯底里的與歹徒發生爭執。這樣一個吝嗇的人，是母親最終在拜訪花太太後，聽聞花太太的丈夫與兒子在與越共的戰爭中喪命後掏出了不知道她要「賣多少罐湯罐頭、多少磅米、站上多少小時才賺得到的（90）」兩百美金，捐贈予花太太支持抗戰的募款。小說並未直接的凸顯母親是否同理花太太所遭遇的戰爭創傷而決定捐贈兩百美金，甚至是試圖模糊兩者的因果關係。在描述母親給出兩百美金時，作者從敘事者（兒子）的視角側面書寫母親上次給出這麼大筆的金額是賄賂官員不徵招父親當兵時，隱含了母親始終是為了自保才會使用這筆金錢，並以「他們會將花太太和這事（賄賂官員）一同歸檔到永遠莫再提的分類夾下」作結。這使得讀者難有直接證據母親不是如父親所說的「只要付上一筆小小的封口費（75）」就能得到更輕鬆的日子。但在小說的最後，母親向兒子給出了五塊美金讓他自由買喜歡的物品，似乎暗示著母親對於金錢的價值觀有在與花太太的對話中被撼動。

在《淒慘無言的嘴》中，小說多側重劉先生在背叛後的生活，包括與請來家裡的瑪麗亞發生關係，及試圖了解自己的髮妻「伊」的過程。伊是一位內心像「太平洋那片鬱藍（黃錦樹，188）」，平時極力地維持樸素的穿搭，避免與劉先生產生爭執的女子。伊的人格好似映照出了劉先生在背叛後追求的生活。不探尋真實、不引人注目，僅是平靜的生活。但隨著作者寫出劉先生過去對馬共的背叛，及為了追求到還是高中生的「伊」動用的手段，劉先生的焦慮不斷的被凸顯出來，包含他後來擔心家人也會受到對他的報復牽連而移居到澳大利亞，及移居後仍擔憂「一直沒有小蘭（被侵犯的同袍）的消息（205）」。報復成為了戰爭後徘徊在劉先生心中的陰影，而伊與兒子的逝去似乎將過去的「罪」，即過去在戰爭當中對他者的迫害，以「罰」的形式加諸在劉先生上。最後伊對劉先生告解她曾窺探他撰寫侵犯小蘭的藍色筆記本，並在兒子的死亡後理解內容後，使伊在劉先生視角下「自那事發生後⋯⋯靈魂也彷彿枯涸了，成了一片沙漠（184）」的憂鬱與無力有了被詮釋為伊對戰爭後傷痛弔唁的空間。

不論母親或劉先生都未在作者們書寫的作品下直接受到戰爭的壓迫，但戰爭作為雜音，或幽靈，仍始終縈繞於他們的生活驅使他們觀看戰爭的傷痛。在《戰時年代》中，因為母親是否於戰事中表態可能影響到她的生計，因此她必須直面花太太在戰爭中的喪夫喪子之痛；而在《淒慘無言的嘴》中劉先生則必須在考量到家人的安全下意識到對小蘭的侵犯可能遭受的報復。而正是這種間接性使得能否被弔唁決定了生命是否存在於記憶的本質被凸顯出來。不同於巴特勒從影像的角度討論人是否能透過觀看他人的痛苦產生共感，這兩本小說作為戰爭書寫的媒介，是透過我們後設的凝視敘事者在觀看（或造成）他者的傷痛的過程中，間接的認知戰爭的創傷。在奠基於歷史戰爭的小說中，大部分的讀者至多僅能與敘事者有同樣的共感，將戰爭視為歷史的幽靈並認為其與自身的生命是疏離的；而採用間接且後設的視角雖難以產生個人對戰爭直接的同理或傷痛，但足以彰顯戰爭中受創他者與自身生命可能的聯繫。雖與原本影像對戰爭的描繪的目的不同，但文學透過其虛構及非物質的性質後設的描繪了戰爭記憶如何透過不同的形式決定誰值得被弔唁，及討論我們在不同的社會互動過程中可能如何理解他者的傷痛並意識到戰爭之框下生命的危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