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榮與斷裂：移民工文學於台灣文化場域的意義生成

台灣自2014年起由燦爛時光書店開始舉辦移民工文學獎，爾後由「英雄旅程」主辦、台灣文學館協辦，稿件的語言為東南亞移民的母語，試圖創造一個涵納不同移民工社群的文學場域。與當代離散文學、酷兒文學、及其他少數族群書寫共有相似的特色，移民工文學獎的得獎作品以自我書寫為主，其中又以非虛構文學以主宗。在當代台灣所生成的移民工文學場域不同於傳統文學場域多透過挪用與雜揉將自身推廣至當時的主流文學場域中，也不同於早期的離散文學多由詩歌與民謠作為基調；台灣的移民工文學並非建構共同體的機制，而是訴說個人與工作地之間連結及複雜情愫的媒材。

移民工文學獎的創辦人張正在採訪說「這些人是台灣的一部分，他們的文學作品也算是台灣文學。我們想『攪亂』台灣文學的概念。」然而，與場域理論所形式化的「擾亂」不同，移民工文學少見既有華語文學的修辭或結構。出於語言的不同，移民工文學必須透過翻譯才能真正進入台灣文學脈絡下的討論，因此移民工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互動是更為間接但相容的。第八屆移民工文學獎得主武艷秋的越南文作品〈玫瑰的回憶（Ký ức hoa hồng）〉在開頭便以「但那深紅的水流像是數十隻手臂緊緊地纏住她，像快要溺水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樣」以玫瑰的紅色作為預示作品的色彩。無關華語的翻譯，文學性的筆法無非是武艷秋文章固有的特色。然而，除去在母語書寫下的文學技法，〈玫瑰的回憶〉或他的前篇作品〈殯儀館前鳥鳴聲（Tiếng chim hót trước nhà tang lễ）〉都以悲愴的視角為早夭的孩子哀悼、同鄉的移工、在台灣陪伴的老者哀悼。虛構或非虛構僅是內容形式的一部分，在台灣的移民工文學框架中，書寫所要召喚的是他鄉對個人的意義，是向他鄉的在地評審、華語閱讀者訴說個人如何透過生命經驗與台灣當地產生連結，及情感如何驅動個人的能動性。相對的，文學獎的評審們、文化工作者則透過這些經過翻譯後的作品理解台灣在他者的視角下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移民工文學場域與其說是「擾亂」台灣文學的概念，更像是在台灣文學場域過去未曾觸及的文化空間中補足了真空。然而，對於這個新生的場域雖然提供了移民工參與文學場域的契機，卻由於語言或文化上的斷裂，難以建立原生台灣文學場域於移民工的意義。

第八屆文學獎的得主除了武艷秋曾在師大華語教學中心上課外，評審獎得主陳業芳本人亦從事替移民工翻譯的工作。然而對於他們來說，華語相較於參與文學場域的媒介，更接近謀生的工具。對於一個陌生的語言，文學是艱澀的。但即便除去語言的差異，我認為兩場域間的疏離還有一部分可歸因於台灣文學場域與新生移民工文學場域的相似性並未透過有意的論述被彰顯。在吳明益的《海風酒店》中，他時常藉由移民工的邊緣性補足在福佬視野下無法看見，或難以介入的情感敘述。與之呼應，移民工自身撰寫的作品，包含他們如何在既有的社會位階下支持如老人、小孩、殘疾者等受台灣主流群體遺忘的社會角色，除去視角的差異，其實與台灣文學中的移民工一樣，都扮演了深入台灣本位視角難以觸及的本質的角色。而這些角色即是彌補我在前段所提及的「真空」不可或缺的社群。然而，在台灣文學討論的語境中，我們難以認知或斷定這些文學對於他們可能的價值乃至於賦權。我們必須在移民工文學獎的場域外，積極的建構可能的對話及分享場域，如在他們的母語下與邀請的參與者對談，使他們的觀看我們如何在台灣文學場域中刻畫他們，及讓他們了解在我們的視角及想像中，他們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可能。這些對話的場域並不是僅僅將涉及移民工書寫的文本翻譯成他們的語言，更關乎他們是否有機會在台灣文學場域中評論這些作品。這些契機不僅可以擴展他們在文學媒材下可能的論述形式，使他們更有策略的藉由文學達成向台灣在地表述個人的能動性及情感；同時也使他們能夠有從台灣文化「訴說」轉為與台灣文學場域共謀的「發聲」的可能。在這樣的框架下，移民工文學能夠更積極的「擾亂」台灣文學，促使兩個暫且斷裂的場域有直接互動與融合的機會，並將理想上涵納移工的共同體的想像反映於文學作品中。

移民工文學獎作為邀請移民工參與台灣書寫的契機，從報名稿件與持續的參與熱度而言是台灣文化場域重視移民工自我表述重要的開端。而當我們認知到他們對我們文學的意義，乃至於在社會運作所補足的視野與支持後，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需要更積極的與他們互動並希冀能仰賴他們的視野補足我們在邊緣的無知與遺忘。或許他們參與文學場域是出自在異鄉需要與當地連結，及由文字召喚移民工社群內部的共感與想像；但台灣文化場域不應該僅僅是扮演被書寫的客體，而是去主動尋求他們的觀點及生命經驗，以豐富我們的文化多樣的聲音，並擴展我們對參與台灣文化共同體的認識，也才能實踐我們具有包容多元的社會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