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的史學建構

在《聖巴托羅繆大屠殺（La Saint-Barthémy）》的文本討論中，阿萊特．茹阿納（Arlette Jouanna）充分的討論了不同角色在這場暴動可能持有的態度及角色。除了探究「柯里尼」之死，以及宮廷、宗教的權力鬥爭如何反應在政策及對社會事件的處理上外，此文本亦提供了探討相關史料的限制及其他詮釋方法的空間。

我主要以人民如何認知新舊教的衝突，以及在他們的「可能行動」如何影響貴族及王室判斷的觀點切入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相關歷史的討論。首先，新教倫理引進了私有財及個人對聖典的詮釋這兩個觀點。前者以「榮耀上帝」為名鼓勵工作及追求個人更好的生活，某種程度上隱性的挑戰了封建及莊園制度留下的貴族特權意識；後者則根本上的挑戰了君王體系對人民日常生活的教條式規範。即便新教出於宗教層面上對舊教發起挑戰，其影響必然深入到經濟及政治層次。

基於以上的論述，我們或可以將聖巴托羅繆大屠殺視為以上問題交互作用的結果，而非任何單一事件的後果。作者雖然試圖將柯里尼第一次暗殺、柯里尼第二次暗殺、第一次新教徒屠殺及第二次新教徒屠殺視為四個不同的事件，作者推測第一個為對布爾喬亞階級的不滿、第二個為國王策動的、第三個為舊教勢力引發的、第四個為民眾的失控；但我們亦可以將一連串的事件反映為法國文化政治本身的場域鬥爭。換句話說，新教對當時的利益結構所造成的衝擊，是否反應了當時人民在文化轉移下的能動性，而人民的社會參與動搖了固有的權力核心。

將柯里尼之死或許象徵了新教勢力在權力中心對王室產生了威脅，但僅僅將其視為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無法解釋人民在接下來事件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我們需要回顧在暴動當中，受害者大多是木匠及商人，卻少有新教領袖在暴動中受害。這點反映出人民可能並沒有那麼關注新教所帶來的政治效應，而可能更傾向於關注周遭村里的人事物變化，並發現了新教徒在不遵守當時封建社會常規 (social norm) 的前提下，獲得了更好的生活及資本獲利並產生了不公平感。而文本也提到了當時的暴動演變成一種去個人化的行為，即人們在自己的村里殺戮新教徒，並且將其視為社群的共同目標、意識，而非出於個人動機。這些訊息都指向當時的人民感受到了來自於新教徒或因應新教徒的政策對他們私領域的「壓迫」，只是將他們的「反抗」反應在對新教徒的暴力上而非統治者上。

這個觀點可以從王室接續的反應，即大量使用媒體提倡王權並快速平息相關事件，得到部分論證。假設人民暴動的原因在於「異教徒」的存在且是順應柯里尼的處決事件，那麼考慮到人民的情緒與平衡，王室平息相關動亂的目的應在於安撫國內支持新教徒的貴族勢力。然而然而查理九世卻採取了強調舊教及王室地位的手段，試圖消弭過往向新教徒靠攏的政策，顯示在此事件中王室察覺到了人民的能動性，認知到了過去與新教徒和平共處的政策使人民對王室的信仰產生了動搖。

聖巴托羅繆暴動除了統治階級的權利鬥爭，更反應了一般民眾對於統治穩固性的能動性，及他們從微觀社會網絡出發的觀點如何受到宗教政策的影響。有趣的是，相關政策對一般人民的影響並不在於直接的經濟或政策效果，而是出於社會常規所受到的衝擊及面臨國家意識形態轉換的不滿情緒。雖然民間的歷史資料有限，但從既有的事件及政策分析，我們未來一有機會透過歷史學詮釋更好地理解在正史敘述以外，人民的能動性可以如何影響國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