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於白色恐怖歷史中族群互動的介入

《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黃榮燦,1947。

自80年代末台灣解嚴後,臺灣去中心化的政治運動及文化論述開始衝擊國民政府所主張的大中國主義,同時刺激了台灣人民尋求基於在地性的族群認同,試圖從眾多的被殖民與被壓迫經驗中爭取台灣的主體性。在當代台灣解殖的主流論述背景下,近二十年台灣藝術場域以詮釋二十世紀台灣現代主義美學,由當時與在地性連結的藝術作品作為台灣主體能動性的象徵符號。然而,大中國主義與台灣在地性美學雖看似陷入一種二元對立(dichotomy),20年代由中國左翼思想所策動的平等及對階級的反抗在國民政府所主導的白色恐怖乃至於戒嚴時期,卻展現了源自於先於族群,對台灣人民應有權利的想像。在這非當代藝文場域主流論述之中,由《報導者》記者張子午所發表的〈二二八版畫《恐怖的檢查》75年後,重新窺見黃榮燦的謎樣足跡〉提供了一基於轉型正義視角的主體性論述。

此一報導發表於《報導者》二二八七十五週年系列專欄,為三篇白色恐怖相關藝術參與的評論報導系列最晚發表的一篇。不同於前兩篇,分別由中正紀念堂的公共藝術論辯及再現白色恐怖噤聲恐懼的劇團表演作為主軸,張子午選擇以台藝大美術系退休教授梅丁衍的視角描述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黃榮燦的版畫。由梅丁衍的角度分析,不只將整篇報導由單純的回顧一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作品提升至美學評論,更能將梅丁衍曾作為外省籍軍人的個人經驗投射到對白色恐怖及戒嚴時期的禁忌。作為一篇再轉譯梅丁衍重構黃榮燦版畫作品過程的報導,讀者得以窺探梅丁衍如何透過採訪、文獻、訪談勾勒出黃榮燦的一生,並可以意識到張子午如何通過與梅丁衍的對話及報導文字詮釋美學於台灣族群互動中的介入與殘響。

「它是目前所知唯一以寫實的方式,正面刻畫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視覺紀錄:《恐怖的檢查》。弔詭的是,目前所知僅存的一張原作,收藏在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永遠脫離了它所刻印下來的人與土地。」從張子午引言的最後便可以理解到這一作品於台灣美術史中應獲得的地位,卻也對比了白色恐怖帶來的壓迫與在台灣美術史所留下的傷痕。不只是美術史,台灣人民被噤聲的歷史在國民政府主導的白色恐怖下徹底被抹滅。「從表情陰狠的軍警、到撲倒前仍試圖微弱反抗的人民;從散落地面的煙盒與屍體、到行進中的軍車」,張子午有意地透過鮮明而戲劇化的文字強化黃榮燦版畫的寫實風格並凸顯其重要性,並以退休美術系教授梅丁衍的評論予以支持。『「黃榮燦的木刻《重建家園》可以擺在中間當插畫,可見他當時是被主流尊重的。」』梅丁衍先說了戰後至少有數十位版畫家由中國跟隨國民政府來台,後強調黃榮燦於其中的地位。而在張子午提及黃榮燦作為中國左翼思想的擁護者之前,先描述了他來往蘭嶼、綠島紀錄原住民生活,並投身於台師大美術教育的身影。從報導的段落安排中,不難發現張子午有意的藉由文字敘述的安排隱藏黃榮燦的外省省籍、中國左翼份子等身份標籤,而將他與台灣土地的互動及對教育普及的渴求先行植入讀者的印象中。

在台灣當代談轉型正義及主體性的主流論述脈絡下,外省及左翼份子若非被視為國民黨的附庸,則常被視為現代中國政府的支持者。張子午藉由揭示此一脈絡之外的可能性——藝術的本真及共感性是否能攏聚壓迫經驗各異的族群?——誘使讀者對黃榮燦的生平產生更為濃厚的興趣。在報導中提到黃榮燦的兩幅作品,描繪二二八事件的《恐怖的檢查》及抗議事件後嚴重通膨現狀的《米又漲價了》,都呈現了他在版畫中對於國民政府的憤慨,對於壓迫的不滿及對自由平等的認同。其中自由平等於當今的政治脈絡下可說是台灣民主意識最為核心的共識,然而在台灣相當敏感的「左翼思想」卻共享了此一價值。在這一價值的共識下,黃榮燦得以在現代脈絡下被認同為因追求台灣人民權利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並以此為前提審視他的美學觀點與當時台灣本土藝文場域的衝突。

「『台灣的美術史,看來的確是一部沒有抗議的歷史!』」,梅丁衍引述他在80年代的紐約訪談藝術家前輩暨黨外藝術雜誌編輯謝里法的觀點,毫無修飾地點破了台灣由20年代起文協在日治時期所建構的學院藝術與黃榮燦等人由中國引入的版畫最大的差異。「(來自中國的版畫家)致力以線條粗獷有力、能快速複製傳播的版畫,反映現實苦難,並召喚團結抗敵與朝向變革」,張子午再詮釋了與梅丁衍的對話,說明版畫自五四運動及中國的「時代革命」起,除去藝術外作為政治宣傳媒材,得以彰顯馬克思式階級鬥爭的強烈特性。與之相對,台灣本土藝術家如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陳澄波、黃土水、藍蔭鼎則身處西方美學觀點、日本學院、及台灣本土價值興起的狹縫之間,試圖藉由殖民者的價值描繪在地化的主體性及形塑人文關懷。雖對人的關懷都是最終目的、寫實皆是表述的手段,但藝術本身所乘載的出發點卻截然有別。黃榮燦的版畫是戰鬥、是反叛、是顛覆,而文協的油畫是當時西方美學框架下對自我的思辨。雖當代台灣藝術場域傾向強調文協的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ality)對台灣主體性的貢獻,但張子午透過對梅丁衍的採訪,呈現了在白色恐怖及戒嚴壓迫下屬於台灣人民的能動性。

張子午在報導中描述了黃榮燦因「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之」被處決前的審判。「『充任人民導報畫刊南虹主編及新創造出版社社長,與台灣省立師範學院講師等職,假文化宣傳為名,先後參加「麥浪歌詠隊」、「自由畫社」、「蔡瑞月舞踊團」及「馬思聰音樂演奏會」等作反動宣傳』⋯⋯被沒收物品「反動木刻書籍」足足有226件,還有三大木箱的中英日藝術畫冊與文化人類學等書籍」,這些被視為對台灣本土的付出、熱情、與對人民的關愛,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的僅以「反動宣傳」被全盤地否定並自此由歷史消滅,是一不分省籍認同的迫害。「就算他死了,當時美術圈哪一個人像他一樣,做過那麼多具有意義的事情?只因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就要受到那麼大的懲罰!」,在末段中梅丁衍在採訪中的吶喊與他在軍中因莫須有的罪名而受的委屈連結,不僅使人重新認識到白色恐怖在台灣歷史中留下的創傷與陰影,更激發讀者對轉型正義下的族群互動有更近一步的省思。

版畫至今仍作為一種政治宣傳手段,包括印刻部與移工一同紀錄生活、馬來西亞籍藝術家李迪權在台出版《少年、煙霧與傘》紀錄反送中運動,發揮著版畫這一傳承「時代革命」精神的藝術媒材的特性,持續關心人民的生活並不斷反動難以挑戰的社會結構。〈二二八版畫《恐怖的檢查》75年後,重新窺見黃榮燦的謎樣足跡〉這一報導不只是重新將將黃榮燦的一生重現於歷史中,更是發覺台灣轉型正義進程中不同族群被沉默的聲音與重思台灣多元價值理想的契機。